奔袭武冈

我军撤出长安后，前进在苍苍茫茫的灌木丛林中。战士们常要拨开半人高的杂草寻路前进，有时在林区里转来转去，若没有当地苗胞作向导，根本无法走出去。一天，我们从融水县的白云乡来到靠近三江县边境的黄奈村。

这是一个只有 7 户苗族同胞居住的小山寨。在我军来到之前，山寨的群众已躲进山里，除了几户有老弱病人在家外，其余都闭门上锁。那时已入冬，山区的北风，砭人肌骨。战士们又饿又冷，但大家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，不动群众一柴一草。群众锁了门，就露宿在村旁的树林里。为了解决战士们的吃饭问题，军部决定征购群众部分粮食，按市价付款。当地没有现成大米，每家只有挂在屋梁下的谷穗，我们征购了每户的部分谷子后，便发动战士们利用苗胞门外的石臼、木杵舂米，有的甚至用石头或脚来脱壳，由于人多米少，当晚，每人只吃到一碗稀粥。夜晚，张军长带着两位警卫员，到苗胞家里访贫问苦。

当他们走进一苗胞家里时，只见几个人赤裸裸地围在火塘边取暖。主人见外人进来，十分惊慌。男的连忙起身将妇女挡住。女的一只手抱小孩挡上身，另一手拿筛箕遮其下身。他们穷得连青年妇女也没衣遮身。张军长看到这种情景，非常难过，当即脱下外衣，送给了这户苗胞。苗胞非常感激，全家人要在张军长面前下跪，被张军长劝止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军离开这小山寨时，有些战士尽管衣服单薄，也送些衣服给了贫苦的苗族兄弟。苗胞们也把红军看成是自己人，在村里摆下 3 只大木桶，各家各户都纷纷把家里的粮食倒在木桶里，送给红军。我们只收下一部分，并按价付了款。过了黄奈，我们于 12 月 12 日来到三江县境的富禄镇。

富禄，位于桂黔边境的一个江边偏僻小镇，住有苗、瑶、侗等少数民族，也有为数不多的汉人。上半年，我军从格江回师右江时，曾在该镇住了 3 天。

群众对我军已有所了解，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当我们又来到该镇时，群众站在街头欢迎我们，有的手里还拿着红色小纸旗，兴高采烈地呼喊着欢迎口号。商人也知道我军保护工商业，买卖公平，又是用现洋买东西，他们见部队来时毫不惊慌，照常营业，市面上显得比以前更热闹了。在富禄的几天，由于群众关系较好，我们筹措给养工作也较顺利。当天晚上，军部在镇内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。一位北伐战争时曾在李明瑞部下当过排长的群众代表，也在大会上发表热烈欢迎红军的讲话。

会上充满着深厚的军民情谊。第二天天刚亮，群众纷纷给我军送来鸡蛋、粮食、猪肉和青菜，有的还杀猪宰牛慰劳我军。到处欢声笑语。我军在富禄住了 3天。离开富禄前的那天晚上，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。会上，张军长一方面代表军部感谢各族群众对红军的热情帮助；另一方面针对部队中有些同志因四把、长安战斗失利而情绪低落的情况，他用“水滴石穿”作比喻，讲了反动派再强也能打倒，自己的困难再大也能克服的道理。他说：“从表面上，石头比水硬，但实质上，石头并不硬，它连水滴都经受不住。你们看屋檐下的石头，就是被水滴冲凹的。白军和石头一样，再硬也必定要失败。红军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正义之师，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红军！”

第二天，我们第二次告别富禄的父老乡亲，取道贵州的龙额、水口，拐过一道山弯，复入三江县的唐朝，然后再向古宜方向前进。沿途是高山峻岭和蜿蜒的羊肠小道，比在桂西山地行军更为困难。山道很窄，有时右边是遮天蔽日的森林，左边是看不到底的深谷幽涧，稍不小心，失足掉下去，就别想再爬上来。

有时山路藤蔓纵横，密如蛛网。个子较高的战士，特别是骑马的，稍不留神，藤蔓就会把你的脖子勾住，把人拽下马来。奇形怪状的石头，布满山道间，人踩上去，硌得脚板疼，身子东扭西歪。遇上过山涧独木桥，更为艰险。小桥只是由几根曲直不一的木头拼凑而成，既不牢固又窄。桥下是几十米深的山涧，初踩上去，有一种悬空、摇晃的感觉，使人头晕目眩，两腿发软。要胆大心细，两眼直视前方，方可安全走过去。最难行的是爬瑶山。

瑶山有个叫“猫鼻梁”的地方，是瑶山唯一的通道，又高又陡，一条羊肠小道挂在如刀削一样的陡峭山崖石壁上，人们都要从这个高耸入云的山崖上翻过去。民谣说：要想过瑶山，就得碰鼻梁。对红军健儿来说，山再高再陡，也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。大家过“猫鼻梁”时，每人都拿着竹棍或木棒当拐杖，弯腰躬背，一步步往上爬，经常前面战士的脚，碰着后面的人的头部或鼻梁，有时鼻梁碰着山崖上的岩石。马匹上山，是向上冲的，有时就把前边的人冲倒了、踩伤了。

为了使马匹不要冲得太猛，又让人爬得容易些，后边的人就干脆拉着马尾巴上山。人人腰酸背痛，头昏脑胀，汗珠滚滚，精疲力竭。经过长途跋涉的马儿，有时让石头一绊，“嘣”的一声跪下去了，喘着粗气，吐着沫，干叫着，怎么也拉不起来，真是人倦马乏。当队伍抵达三江县孟寨至八江之间的布贡山腰时，突然，一群土匪从树林里冲出来，向我行军纵队猛烈射击。我军措手不及，被打死打伤十多人。 19 师 56 团 3 营营长高潮指挥部队进行反击时，不幸中弹牺牲。我军先头部队闻回援，将这股土匪击溃。部队翻过一山腰后，来到八江一带的侗乡。这里几乎村村寨寨都建有鼓楼。有的鼓楼高达 10 多米，9 层檐面，层层叠起，结构精致缜密，外面雕龙刻凤，描花饰锦，栩栩如生。每逢节日，侗胞们会聚在鼓楼前跳芦笙舞，演唱侗戏。

这既是侗族议事和娱乐的场所，也是侗族互助互爱的象征。看着这些独特的艺术建筑，我们赞叹侗家人的艺术匠心。听说八江一带群众经常遭受土匪抢劫，我们便拨出十几条步枪给村民作自卫之用。过了八江，我们来到了有风雨桥乡之称的林溪，沿途除了看到举世闻名的“重瓴联阁治神巧”的程阳桥外，还有“合龙”、“普济”等十几座形神各异的风雨桥。据说林溪乡共有风雨桥 50 多座，几乎每座风雨桥都有塔阁式桥亭及桥廊、亭檐和亭廊，宛如一座长廊式的多层楼阁。桥身雄伟壮观，淡雅大方，与侗族淳朴民风谐然一体，显示了侗族人民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才能。

根据这里侗胞对红军不够了解的情况，军前委指示部队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，尊重侗胞的风俗习惯，宣传我军的性质和主张，以消除侗胞的顾虑。

全体指战员都不住在镇内群众家里，而住在风雨桥里或附近田坝上。同时，我们组织宣传队向群众做宣传工作，动员躲在山上的侗胞下山。有的战士把自己随身带的粮食煮给下山群众吃，帮他们打扫院子，挑水。红军秋毫无犯，侗胞很是感激。当部队离开林溪时，全寨男女老少都涌出家门，燃放鞭炮，为红军送行。他们推选代表，给红军送来米酒和“红猪”，并派侗族青年给我军带路。

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消息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很快传遍三江侗族居住的地区。我军走到哪里，都有侗胞给我们带路，帮我们解决给养问题。我军原计划从长安取道三江县的古宜到桂林，后了解到敌人已在融江上游一带设重兵防守，故改道从林溪入湖南，拟由湖南的绥宁、武冈一带掉头重入广西。

12 月 24 日，我们穿过一片森林地带，来到了湖南西南部的绥宁县城郊外。这时天已变冷，山地已开始结冰，来自广西的红 7 军健儿，从来没有见过结冰，好奇地看着田里的薄冰，感到新奇有趣！部队开进绥宁县城时，城里的人几乎走光了。粮食和各种衣物，也都搬走了，成为一座空城。因这里的群众。过去深受桂系军阀的残害，听说广西兵来了，又以为是桂军，故纷纷搬着粮食、衣物到外地躲避。我军不入民宅，在街头屋檐下过夜。我们行军作战已有一个多月，人员、弹药、物资得不到补充。

严冬来临，战士们还着单衣短裤，脚上的草鞋也都磨坏了，有些战士只能打着赤脚行军。本来，军部想在绥宁解决给养问题，但现在该县已无法解决，军部遂作出决定：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，奔袭距绥宁 100 多里的武冈城，以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。我们只在绥宁住了一天，于 12 月 25 日来到被誉为“六十九福地，楚南鱼米乡”的武冈县城下。据侦察，武冈附近没有敌正规军，城内只有民团六七百人。指战员听到要攻打武冈城，个个摩拳擦掌，战斗情绪非常高。武冈，是湘西一个历史悠久的军事重镇，汉代为都梁侯国的都城，明朝是朱元璋第 18 子岷王的封地。

武冈历来是兵家用兵之地。明清至辛亥革命后，吴三桂、石达开、沈鸿英等都在这里作过战。清曾国藩曾在此办团练，对抗太平军。这里的城墙既高且坚，全是用几百斤或上吨重的方形青石砌成。

城外南关，环绕着一条不能徒涉的赧江河，成为城墙的天然屏障。故当地民谣这样说：“宝庆狮子东安塔，武冈城墙盖天下”，素有“铁打武冈城”之称。

守敌已得到我军临城的情报，一方面关闭城门，严密布防；另一方面向宝庆、长沙呼援。城外，稀稀落落的民宅、商店，也都关门闭户，老百姓被赶进城里，参加守城。河面冷冷清清，连一只小船也找不到。城里城外静悄悄的，宛若一座死城。紧张的攻城准备工作开始了。军部在城东三里亭大土豪肖逸轩家里设指挥部。李总指挥和张军长等亲自到城边观察地形，选择攻击点，要求抓紧时间架设好浮桥。政治工作人员对战士们进行战前动员。我们搞后勤工作的同志则分头下乡筹粮。夜晚，我军工程部队开始架设浮桥，城里敌人见后惊慌地向架桥工兵射击。架桥部队在主力掩护下，经过几个小时奋战，浮桥终于架起来。

19 师 55 团是这次攻城的主攻部队，在团长何莽率领下，该团首先迅猛地冲过浮桥，并分散隐蔽在城墙外围民房里。敌人发现我军过河，惊慌地大喊大叫起来，猛烈向过浮桥的红军射击。为了减少部队伤亡，我军采取分散队形、各个跃进的办法冲过浮桥。我佯攻部队过河后，以民房作掩护，靠近城墙，摇旗呐喊，佯作攻击，吸引敌人的火力。

晚上 10 时许，我主攻部队发起攻击，顿时，枪声大作，杀声震天。狡猾的敌人从城上去下来很多火把，并在城垛边吊着一个个明亮的灯笼。一时间，把城外照得如同白昼一样，我攻城部队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。我军是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发起强攻的。 55 团的战士们，在机枪火力掩护下，将事先准备好的 6 架云梯送到城墙脚下，可惜云梯太短，只有墙高一半，自然爬不上城头，大家急得没办法。

“把两个梯子接在一起！”不知谁提醒了一句，战士们又退回民房，用绑带把两架云梯连接起来，只是梯子太少，仅绑成 3架长梯。很快，3 架长梯顺着城墙竖起来了。战士们争先恐后冲上梯子，一架梯子，爬上了十几个好汉，长梯被压得晃晃荡荡，像弓一样弯曲，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，下面的战士紧紧扶住梯子，保护梯上的战士。城上的敌人，见我军爬梯登城，拼命往下甩手榴弹，有的同志在手榴弹爆炸声中倒下来了。

爬在长梯上的战士们，不顾敌人的手榴弹和机枪扫射，只是一个劲地拼命往上爬。爬在梯子最上边的先锋战士，手握着刺刀，正要伸手抓住城头时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梯子压断了，一排人从梯子上摔了下去。其它两架云梯，有一架因下面撑扶云梯的战士被敌人手榴弹炸倒在血泊中，云梯失去保护而折断；另一架被敌人手榴弹炸断了。不少战士被摔伤或炸伤，有的同志牺牲了。攻城失败了，战士们急得眼里冒火。这时， 56 团的战士，抬着几十架群众支援的梯子，一口气冲到城墙下。可是，敌人也加强了防御力量，加上其火把和灯笼把城下照得通亮，攻城战士一挨近城脚，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。

先是迎头扫来一排排的枪弹，接着，就是丢下一颗颗手榴弹。我掩护部队用强火力向城头射击，几番交锋，才把敌人火力压了下去。敌人的枪声一哑， 56团连长赖绍琪立刻抡起大刀，率领全连战士，忽地窜上云梯，飞速地向城头爬上去。当他刚探出城头，一个炸雷突然在身旁爆炸。他手一松，一头跌了下来。接着，敌人将一桶桶滚烫的开水向爬墙的战士们倒去，不少战士被烫伤了眼睛、皮肤、脸和手。这一次攻城又失败了，部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军又组织强攻，敌人居高临下，负隅顽抗，攻城没有进展。而敌人在我军围困下，弹药也越来越缺乏，开始用石头还击。这时，邓小平、李明瑞、张云逸等指挥员亲临前线，观察地形，找干部和战士商议攻城办法，并找老乡请教。“用炸药崩！”一个浓眉方脸、骨架硬朗的老汉提议说。老汉的建议，立即得到军首长的赞同。

何莽，是个血性汉子。他看到几天来攻城任务没有完成，部队伤亡不小，焦急万分。

现在，听到破城有新办法，眼睛一亮，高兴得几天的疲劳一扫而光。

在何莽的请求下，军部把爆破任务交给了 55 团。要埋上炸药，就得在城下掏出一个洞口，要掏洞口，就得找敌人的死角。何莽团长观察城脚地形，哪些死角可以利用，早已心中有数。何团长往城下跑去。伏在阵地上的黄冕昌连长看见何团长赶来，以为要下达新的进攻任务。便迎了上去：

“团长，有攻城任务吧？”

“有，用炸药崩开缺口，突入城内！”

“把任务交给我吧，保证完成！”

“不，我先去选择爆破点，你们掩护我！”何团长话语坚毅果断，不容置辩。他向黄连长交代任务后，一个箭步冲出阵地，只见他弯着腰，一会飞奔，一会匍匐，有时刚刚卧倒，敌人就在城头丢下手榴弹，他趁硝烟未散，又继续往前冲。他到离城脚几丈远的拐角处一个房子里，观察敌人的火力点和周围地形，决定从这房子里往城根挖洞。

选好爆破口后，他弯着腰往回跑，刚跑出不多远，就被敌人的一阵枪弹中，一个趔趄扑倒在地上。黄连长看到此情景，不顾一切冲过去，抱起何团长往回跑。何团长口吐鲜血，奄奄一息。他艰难地用手指着城脚转弯处那座房子，口里却讲不出话来。

战士们把他抬下阵地后，他就闭上了双眼。这位年轻的壮族红军指挥员，为革命献出了年仅 25 岁的宝贵生命！第四天中午，正当城内守敌弹尽计穷，我军重新组织力量爆破和攻城，即将拿下武冈城时，突然一阵“嗡嗡”的声音，从西北方向传来，越来越近。不一会，飞来了一架敌人的飞机。对绝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，还没有见过飞机是什么样子，今天，和它在战场上相遇，更是头一回。顷刻，飞机丢下了几颗炸弹，一连发出几声巨响，浓烟四起，不幸，有些同志牺牲了。紧接着，一阵密集的枪声，从西而来，渐渐迫近。

原来，湖南军阀何键派 3 个团兵力赶来增援武冈。我军便面临内外夹击之势。军部首长见情况有变，决定紧急撤退。紧急撤退的号声吹响了，部队分头从浮桥撤退。 58 团负责牵制增援之敌，掩护主力和军部渡河撤退； 56团警戒城内守敌，防止敌人趁机出击。危急时刻，军部首长站在浮桥头，沉着地指挥部队撤退。战士们看到军部首长临危不惧，处变不惊，心也踏实了。

敌机又来轰炸浮桥，炸弹掀起冲天水柱。不久，浮桥被炸断了，不少战士牺牲了。会水的，游到对岸。不会水的，跑到下游浅水处涉渡。部队以极快的速度集中起来，向敌人火力较弱的地方突围。在此同时，我军将部分炸药引爆，敌人听到城脚隆隆巨响，不明情况，也不敢轻易渡河追击。我军撤退后，向新宁方向急行军 15 公里才驻下来。撤退时，有些后勤人员到乡下筹粮去了，有些政治工作人员也到乡下做宣传工作去了，没有赶回来跟上队伍的同志便陷入绝境，有的被敌人杀害了。我当时正从乡下筹粮回到半路，听到枪声激烈，越打越近，估计是部队撤退了，便从近道向东追赶，终于追上了部队。

是役，我军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清点人数，损失官兵 500 多人，士气大挫。

然而，我军顽强拼搏的英勇形象和严明的军纪，深深地铭刻在武冈人民心中。

听说我军撤退后，群众冒着危险，把红军烈士的遗体埋葬在县城东郊黄家山上，并称该山为“红军山”，以示人民对红军烈士的纪念。